第一千零一次试错，耻辱保险箱密码

父亲走的那天,我在他床底下发现了一个铁灰色的保险箱。

不是银行那种冰冷的金属怪物,而是一个笨重的老式家用保险箱，漆面斑驳，右上角有一个拇指大小的凹陷，像是被什么钝器砸过，父亲从没跟我提过它，他生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一辈子在镇上邮局工作，唯一的爱好是晚饭后看新闻联播，九点半准时熄灯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居然藏着一个保险箱。

我把它搬上桌,晃了晃，里面似乎只有一两件东西，发出沉闷的金属碰撞声，箱子的锁是机械转盘式的，四位数字密码，我试着输入他的生日——不对，母亲的生日——不对，我的生日——还是不对，结婚纪念日、退休那天的日期、他唯一的孙子出生的日子……我把所有有意义的数字都试了一遍，转盘始终顽固地卡在同一个位置。

我开始翻找家里的蛛丝马迹,父亲的抽屉里整齐地码着旧版人民币、粮票、几枚徽章，一本翻烂了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我在字典的夹层里找到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串数字：5844。

我心跳加速,回到保险箱前，手指轻轻拨动转盘，5，8，4，4，咔哒一声，锁开了。

我没有立刻拉开门,那一瞬间，我忽然害怕起来，一个男人用密码锁住的秘密，必然是他这辈子最不愿让人看见的东西，我甚至可以想象，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，他也许就坐在床边，一遍一遍地拨弄那个密码，却始终没有打开它——因为里面的东西太沉了，沉到他自己也负荷不住。

深吸一口气,我拉开了门。

里面只有一样东西——一本巴掌大的线圈笔记本，封面是军绿色的，印着“工作笔记”四个字，我翻开第一页，字迹是父亲的，却透着笨拙，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：

“1984年7月19日，今天我干了这辈子最丢人的一件事。”

那是父亲四十年前的笔迹,他当时三十岁，刚调到邮局不久，那一年镇上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案件：邮局金库被盗，丢失了整整八千块钱——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十年的工资，所有人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一个叫周永成的同事，因为他那天恰巧值夜班，而且事后表现得很慌张，周永成是父亲的师傅，教过他分拣信件、扎捆包裹，两个人共事六年，他喊他“老周”。

“老周跪在我面前，说他没偷钱，但他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会在金库门口捡到那把钥匙，他说有人要害他，我信他，但是所长找我谈话，问我能不能做个证，说那天晚上看见老周一个人进了金库……我说我看见了。”

笔记本上的字迹在这里用力到几乎戳破纸面：“我知道老周没偷钱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但我太想要那个副组长的位置了，所长暗示我，只要我作证，提干的事就稳了，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最后我想，老周反正也说不清楚，这案子总要有人扛，不是我害他，是命。”

老周后来被判了八年,蹲了三年半，因为查出真正的盗窃犯——隔壁供销社的一个会计，事情才真相大白，老周放出来那天，父亲去接他，老周什么也没说，只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，父亲在笔记里写了三遍。

“他到死都没原谅我，我也没原谅我自己。”

后面几页零零散散记录着父亲后来做过的一些事：偷偷给老周家送钱，匿名；每年过年给老周的儿子寄新衣服，也是匿名；老周去世那年，他一个人去墓地，站了一个下午，没敢靠近。

笔记本最后一页只写了一行字：“这个锁的密码，是老周入狱的日子，5844，我要记住这一天，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做过什么。”

我合上笔记本,把它的边角仔细对齐，放回保险箱，重新拨乱密码。
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,就像父亲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藏着一个保险箱一样，那里面锁着的不是什么珠宝存折，而是一个男人一生的耻辱，他用一组数字给自己判了刑，自己当自己的狱卒，一当就是四十年。

密码解开的那一瞬间,我好像也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有些错，时间弥补不了，我们能做的，只是把它锁起来，然后继续活着，用余生所有的正直和善良，去对抗那个曾经软弱的自己。

关上保险箱之前,我往里面放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

“爸，我看见了，我也不说。”

我把它塞进笔记本的夹页里,然后轻轻关上箱门，转动转盘，5844，咔哒一声，一切又回到了沉默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