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纸休书，羞辱结局

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，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刘婶扯着嗓子喊：“李家媳妇，你男人来信了！”

淑英正蹲在灶房烧火，听见喊声，手一抖，柴火差点掉在地上，她慌忙站起身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三步并作两步往外跑，村里人都知道，她男人李德生在省城做工,一年到头难得有封信回来。

刘婶递过一张泛黄的信纸，眼神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：“喏，你家男人托人捎回来的。”

淑英接过信，心跳得厉害，她不识字，只看见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旁边几个纳鞋底的媳妇凑过来，七嘴八舌地催她：“快找人念念啊！”

隔壁王婶认得几个字，接过信纸，看了两眼，脸色就变了，她支支吾吾,半天没出声。

“念啊！”淑英催促道,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王婶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：“淑英，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你在家什么都不干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我……我在省城已经有人了，咱们就此别过，你另寻出路吧。”

话音落下,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村里的女人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偷偷抹眼泪，有人咬牙切齿地骂“天杀的陈世美”，有人则用怜悯又带着几分看戏的眼神盯着淑英，老槐树上的乌鸦“哇”地叫了一声,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

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。

她想起十年前嫁进李家那天，花轿颠簸，唢呐喧天，她蒙着红盖头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见路边看热闹的人说：“李家那小子有福气，娶了个能干媳妇。”那时她十七岁,对未来充满憧憬。

十年了。

十年里，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喂猪，洗衣做饭，下地干活，公公瘫痪在床三年，是她端屎端尿伺候到送终，婆婆嫌她生不出儿子，天天指桑骂槐，她也忍了，李德生去省城打工，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家，没日没夜地操劳，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，腰也弯了,头发也白了。

可他写来的信里，却说她在“家什么都不干”。

她怔怔地站着，手里死死攥着那封信，指节都捏白了，冷风吹过来，她打了个寒颤,才发现脸上已经湿了一片。

“淑英，你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！”刘婶嚷嚷道，“去找他！找他理论！”

“对！告他去！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！”有人附和。

淑英木然地摇了摇头，她忽然觉得很累，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，是从骨子里往外渗的,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干了所有的力气。

她转过身，慢慢地往家走，身后传来女人们的议论声,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。

晚上，淑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月亮一点一点升起来，月光冷冷地洒下来,把她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
她在想,这十年到底算什么？

她为这个家流尽了汗，熬干了泪，最后换来的，是一张休书，她甚至来不及争辩一句，就被判了“死刑”，没有对簿公堂的激烈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只有一封薄薄的信,轻飘飘地结束了十年的婚姻。

仿佛她这个人，连同这十年的付出,都不值一提。

羞辱吗？当然羞辱，但比羞辱更深的，是一种彻骨的绝望，那种感觉就像，你拼尽全力修建了一座大坝，洪水来的时候才发现，大坝根本就是个笑话，一切努力,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徒劳。

她想哭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哭不出来了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干涩而疼痛。

第二天，村里就传开了，有人说李德生在省城傍上了一个寡妇，那寡妇比他大八岁，但有钱有势，也有人说得更难听，说淑英是“不下蛋的母鸡”,活该被休。

淑英没有解释，也没有争辩，她默默地收拾好行李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十年婚姻，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添置过，那个家,从来就不曾真正属于她。

离开那天，天又下起了雨，淑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生活了十年的村子，烟雨朦胧中，村子像一幅褪色的水墨画，没有温度，没有生机,她已经分不清镜中的人还是不是自己。

她转过身，没有目的地往前走，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，打湿了她的头发，但她浑然不觉，她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，一步,又一步。

村里的人站在各自家的屋檐下，看着她越走越远,渐渐消失在雨幕中。

雨越下越大,模糊了所有人的视线。

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很快会换上新的话题，而那个叫淑英的女人，就像一滴水落入河中,消失得无声无息。

只有淑英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,已经彻彻底底地死了。

老槐树在雨中静默着，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，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故事：一个女人的青春，汗水，尊严，全部碾碎在一张纸上，然后被风一吹,散得一干二净。

雨还在下,整个村子都笼罩在蒙蒙雾气里。

而这一次，没有人来告诉她,信里写了什么。